我国征收茶税，始于唐。唐德宗贞元九年 (公元793年)，盐铁使张谤建议，征收茶税，以增加财政收入。唐文宗大和年间 (公元827年一835年)，江西饶州浮梁是全国最大的茶叶市场，"每岁出茶七百万驮，税十五余万贯" (《元和郡县志》卷二八《饶州浮梁县》)。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在《琵琶行》中，还写下了"商人重利轻离别，前月浮梁买茶去"的著名诗句，反映了当时贩茶是十分有利可图的买卖。据《新唐书食货志》记载：唐文宗开成年间(公元836年一840年)，朝廷每年收入矿冶税不过7万贯，抵不上一个县的茶税。到唐宣宗时 (公元846年一859年)"天下税茶，增倍贞元"，年茶税收入达80万贯。这一时期最大的商税收入盐税，每年都是600万贯，茶税成为唐朝后期财政收入的一项重要来源。
   安史之乱以后，政府决定征收茶税，『诏征天下茶税，十取其一』，征茶税以后，发现税额十分显著，以后就将这一临时措施改为『定制』；并相继设立『盐茶道』、『盐铁使』等官职。立茶税以后，税额并不因国库收支的好转而有所减免，仅倒根据茶叶生产和贸易的发展而不断增加。公元804年，茶税每年增加到四十万。武宗会昌年间（841年——846年），除正锐以外，又增加一种『过境税』，叫『地塌地钱』，至宣宗大中六年（852年）由当时盐狐转运使裴休制订了『茶法』12条，严禁私贩，使茶税斤两不漏。
   我国茶税发展到宋代，更为严厉，并成为发展茶叶生产一大障碍，曾诱发多次茶农起义。据文献记载，宋朝的茶税法，先后改革多次，即所谓『三税法』、『四税法』、『贴射法』、『见钱法』等。
   唐朝征收茶税，初因“四镇之乱”，复因水灾用赋减免，是在物质条件已具备的特定时间和特定条件下形成的。当初茶税税率1O％，并不算高，经商纳税，无可非议，不能把封建杜会的合理税收笼统斥之为 “掠夺”。但茶税伴随着宦官擅权、藩镇割据而一再加重，不能不说是蠢政，应该受到谴责。
   唐朝的茶税，初按三等估价，后按重量计征，很不完善，属首创期。四川的茶税体制，唐朝起就有别于东南各地，且沿袭到后世，在我国茶税制史上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。 　　 　　
   到民国时期，仍然征收着茶税。新中国成立后，旧茶税制度废除，茶叶成为货物税――工商税的一个税目。1984年10月，工商税分解为产品税、增值税、营业税和盐税以后，茶税还属产品税中的一个征税范围。